“有个囚犯昏倒在我办公室了，你叫人来把他送进医疗室，快点！”

“抱歉，现在医疗室里的暂时没有空余了，您可以描述一下他的症状，我来进行初步诊断。”

我忍住想揍他的欲望，大致讲了讲。“这是哪一位？”赫尔佐格听完后问。

“约瑟夫·格略科。”

“啊，”他轻松地说，“低血糖，格略科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您给他一点吃的就好了。”

“什么叫经常，他身体不好么？”

“是的，您稍等，我查查档案，”电话那边响起一阵悉悉簌簌的翻页声，“我没记错，他上个月也在劳动时昏倒了。瓦耳塔的生活对他来说太苛刻了。”赫尔佐格忽然笑了，好像被自己逗乐，“对谁不严苛呢，也许他只是想吃点好的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快，绝不是苦笑，甚至隐隐带着点幸灾乐祸，好像因为自己终于逃脱了厄运而欣喜快慰，又好像无法控制从战友的痛苦中取乐。这种情绪很微妙，但并不少见。你在教堂里会听到这种语调，在信徒们缅怀某个逝去的，但并非完美无缺的人时。“上帝保佑，让他安息。”冠冕堂皇的纯良中总隐藏这浓度不等的恶意，那一张张重复经文的嘴唇也得努力不显露出微笑的痕迹，“如果他早点听从我们侍奉上帝，他一定不会死的如此凄惨孤单。”眼泪汪汪，惋惜之下绝不会被正大光明说出的是“他一切都咎由自取，没什么好同情”和“我早料到如此。”

这也可能是一种急于划清界限的残忍。赫尔佐格不再是囚犯了，他成了一种更高级，更模糊的存在。他过去是贵族，现在依然是。在一些程度上掌管着有限的控制权，且乐于享用这份权力。然而这是不稳定，是可能被我们随时夺走的。在我们的眼里，他依然是一份可取代的资源。那天宴会上不少战俘看到了他赤裸的狼狈模样，想来对赫尔佐格本就不大好听的“叛徒”名声帮助不大。他们可能嘲笑过他，赫尔佐格无法从卡扎罗斯人里得到尊重，或是觉得这些人的尊重没有任何意义。于是他选择忽视自己同样永远无法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事实，开始模仿我们的作风，我们的玩笑来表忠心。这是他的投名状，是他在说“我不仅可以残忍到对我战友的痛苦视而不见，还能掌握你们的语言你们的幽默，所以请不要将我看作战俘的一员”。他受过苦，且以此为耻，发誓要将战俘和他之间的横沟挖的更深，保证其他卡扎罗斯人都无法跨越，自己受辱的过去也会被深深埋葬。

“他身体这么差怎么没被送进实验室？”

赫尔佐格紧张起来，游刃有余的轻松自在消失了，“啊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了，他有一项体检没通过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当然原因也有很多，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查寻，不好意思，长官需要我了，失陪。”咔嚓一声，电话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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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无可奈何，只好搂着格略科，翘开牙关，给他喂了一点水。“约瑟夫，别吓唬我！”

他被呛醒了，连连咳嗽。我把饼干递过去，他眼睛亮了一下，却没有接，而是低着头轻轻笑了笑。“您知道我的名字。”

“别想太多，我记忆力很好而已。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快点吃完滚蛋。”我现在心里正烦，只想快点把他打发走，再去找谢瓦尔德聊聊敏斯基的问题。

格略科似乎受伤了，撇了撇嘴，自嘲地说：“我怎么敢奢望呢。只是很久没人叫我约瑟夫了。”

“快吃。我知道你在耍什么把戏，这不起作用。”

格略科咬了咬嘴唇，抖了一下。

他抬起头，又是一个泪盈盈的笑脸。“我快死了，长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