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子高高的帅研究生。”都老师吃惊起来：“没有，没有，你们听谁说的？没有这个研究生。”

要说文老师和都老师谁讲韩语讲得更好，只能说各有千秋。文老师特别擅长讲和写作，而都老师对语法和单词很有研究。所以我认准了两个老师的特点，改作文就去找文老师，问语法就去问都老师。要是顺序反过来就糟了，文老师一遇见语法问题就会说：“哎呀，我的中文，我说不出来。”要是问都老师写作的问题，都老师就会瞪大眼睛说：“这样啊，这样可以的，但是，哦，那么可以的。”这样一说，我就更迷糊了，要知道文老师可是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改作文的！

topik考试结束，我轻松的通过了四级考试。我去韩语教室报喜，到了才知道韩语教室正在举办烤肉派对。都老师正引着一大帮学生在一架烤炉上烤五花肉，而文老师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品尝一杯米酒，一边打望着楼下的市井。都老师看见我来了，惊喜的问：“kevin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”我说不出原因，只好一个劲儿的傻笑。文老师又招呼我：“kevin，写作文了吗，写了我给你改。”我不好意思吃韩语教室免费的烤肉，于是趁众人不注意，悄悄溜回了家。

回到家我才觉得自己傻得很，那么好和文老师，都老师交流的机会，自己竟然没有珍惜。于是，一个月后，在一个下雨的中午，我拨通了文老师的电话：“文老师，我想和您说话。”文老师温和的笑起来：“哦，哦，很好，你最近还好吗，kevin。”和文老师东拉西扯几句后，文老师笑着和我说了再见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文老师通话，后来便没有了她的消息。我和老范聊天的时候说起文老师，老范就会鼓起眼睛，阴阴郁郁的望着街道的尽头，好像要看穿远处那堵灰白色的砖墙一样。

倒是都老师，我还在四川大学里面遇见过她一次。都老师从校园深处的林荫道朝我走过来：“kevin!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说我去教室上自习，都老师哈哈哈的笑起来，然后塞给我几颗糖：“我从韩国带来的，你尝尝。”说完，都老师就和几个韩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。我仔细打量这几颗花花绿绿的糖，发现上面写着“锅巴味”。我也乐了，这真是韩国糖，我从来没有听见哪个中国人吃锅巴糖！

老范是我在四川大学打乒乓球认识的韩国中年人，他和他妻子带着几个儿女全家都移民到了中国。老范在韩国也是中文系毕业的，所以中文很不错。唯一的遗憾在于，老范辅导我韩语是有条件的，条件就是要先给我传教半小时。那个时候，我也懵懂，我不知道老范给我讲的教到底是什么教，是基督新教呢，还是天主教呢，还是别的其他什么教呢，我完全分不清楚。

我和老范去四川大学大门外的一家韩国人开的餐馆吃饭，老范很大方，招待我吃最贵的金枪鱼紫菜包饭。我尝了尝，味道也就那样，和我在韩国吃的差不多。但老范一个劲儿的说：“这个好，这个很豪华，我要带几条回去给孩子吃。”我抢着付钱，给老范的孩子买了几条金枪鱼紫菜包饭。老范叹口气：“让你请客，说不过去啊。”我假装大方：“小意思，小意思。”其实哪里是小意思，这几条紫菜包饭，花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。

和文老师，都老师不同，我对老范是有戒心的。文老师一看就是个贤妻良母型的韩国女人，都老师呢，妥妥的女学霸。但老范不一样，老范是一个在中国没有工作，靠传教为生的自由人。这种自由人在我的理解里面可以称为无业游民，更何况，我一直有种怀疑，当然这种怀疑没有证据。这种怀疑就是老范给我传的教是个韩国的“小教派”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这个教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宗教，得打个问号。我在韩国遇见过很多这样的“小教派”传教者，他们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，像一只只灰色的鸽子。我总觉得这些韩国“小教派”的传教者有点鬼祟，没有那么的理直气壮，所以我总是躲着他们。

在这种怀疑的影响下，我觉得我需要摆脱掉老范。老范似乎也发觉了我的“离经叛道”，于是他趁回韩国的机会，买了一支很高级的韩妆男士洗面奶送我。懵懵懂懂的我欣喜若狂的接受了这份礼物，我说：“老范，这个很贵吧？”老范咂咂嘴：“在韩国不贵，在中国可能有点贵。”用这支洗面奶的时候，我发觉它香气扑鼻，简直是韩妆的代表性产品。这个老范啊，很懂得讨人的欢心。